生产记：只有生过孩子的才懂得这份艰辛

      很多时候，孕妇在生产孩子的过程中遭受的肉体上的疼痛，只有孕妇自己才知道到底有多痛，就像下面这位妈妈所说的那样。

　　在六月十七日那天，下着中雨，我就没出门了，呆在家里看了一天电视，中午饭吃的挺多的。

　　到了下午肚子阴影的痛，我以为是假宫缩 ，也就没有在意。直到晚上八点，去上了一次厕所，哗的一下水就出来了，我突然想起是不是要生了，所以赶紧给还在外边开车的老公打了一电话，可他回来还早着呢！我自己带着待产包 出门坐车去了医院，途中已告诉我妈妈叫她先到医院等着。进了医院，直接到了产科住院部，医生安排我做了各种检查，就去了病房，这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老公也赶回来了，因为破水的原因 我只好躺在床上，那时候心里特别慌，也特别怕。所以一直没有睡觉。

  

 剖腹产

　　直到十八号凌晨一点，所谓的阵痛来临了，一次比一次痛，可是宫缩无力，直到早上八九点宫口才开了两指，这期间我一点东西都没吃过，浑身痛得快散架了，阵痛已是一分钟一次，可是宫口没有进展。老公抱着我，我说咱不生了好不好。咱去剖吧。

　　他看着我浑身是汗，痛苦的表情，只好求助医生。医生过来一看羊水已经污染了，赶快安排手术。我被推着进了手术室，自己无法下地走路，可恶的助产士 非让我自己挪到手术台上，在麻醉的过程中，宫缩又来了，痛得让我无法躬身，那个姿势努力了很久，才上了麻药。上药间有点疼痛，但是疼痛后，立马肚子就不痛了。他们用一块帘子挡住我的视线，但是我也能感觉到她们用刀子在我肚子上挥舞着。

　　孩子响亮的哭声告诉我她已经出来了，我的眼泪也一下子流了出来。又过了很久，我才出了手术室。浑身冷的直哆嗦，老公一直守着我，安慰我。让我挺感动的！

　　送回病房后，肚子压着沙包，麻药没有效果 了，伤口痛的厉害，也不敢随意挪动身体，就那样平躺着保持着一个姿势八个小时，特别的难受，喝了些鱼汤，肚子涨了，用热毛巾敷敷，就排气了，最难受的就是护士按我肚子，疼得我牙都咬痛了，第二天下床，也是废了很大功夫，别人看着还说我挺坚强，都能下床了，我想只有生过孩子的才懂得这份艰辛 苦难吧

　　小编总结：没有生过宝宝的孩子也许永远都不会了解生宝宝 到底有多痛，例如他们的丈夫，既然不用承受巨大的疼痛，就应该好好的疼爱自己的妻子，她们都是伟大的。

关于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

<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13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
　　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
　　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
　　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
　　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
　　“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20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明天再找嘛！”“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
　　“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
　　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
　　“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20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
　　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
　　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
　　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 “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
　　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
　　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 “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嗯……”
　　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
　　看护长走了。小兰赶紧拔了许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粮食一样。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头发晕，两腿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　　有一天，她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看护长正背着她呢。看护长是40多岁的人了，这些天来和大家一样，吃野草和麦粉糊糊，身体很虚弱。她背着小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
　　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
　　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

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 “好！我不看。”
　　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 “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 “你的米袋呢？”
　　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
　　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
　　“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
　　“拿来！我给你缝缝。” 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 “小兰，你的麦粉呢？” 小兰看到看护长这么关心她，想说话，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把丢粮食的事儿告诉了看护长。
　　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
　　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
　　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
“不，不，谢谢大家……“

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
　　“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
　　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 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
　　这天夜里，小兰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受剥削挨打受骂。要不是找到了共产党，自己早就死了。参加红军以后，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多少帮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
　　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红军领导人夫人长征的故事>

　　在中国工农红军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一些首长的夫人，都是这个队伍的成员。她们用自己非凡的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长征路上，她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长征中，女战士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所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之妻贺子珍遭难最多身中17块弹片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规定。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30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

　　长征过来的大多数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泽东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

　　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红军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大家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子珍身边爆炸，贺子珍倒在血泊里。只见贺子珍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大家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长征中用。事后人们得知，贺子珍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

　　朱德之妻康克清“长征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渔民的女儿，身体健壮。1929年1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17岁。朱德这时已43岁。朱的原妻伍若兰是一位革命妇女，已于1928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15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但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人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周恩来之妻邓颖超过草地时曾掉进了沼泽地

　　红军长征队伍中还有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她身体虚弱，不适宜这样高强度的行军，1935年1月，她患上了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在春天，周恩来亲自照顾她，但到了夏天，就轮到她照顾周恩来。到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后来被确诊为肝脓疡，邓颖超在这段时间一直抱病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遇到了她长征中最惊险的一幕，她的马惊了，她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

　　李德之妻萧月华与丈夫没有共同语言的“出征夫人”

　　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后来，一位年轻的名叫萧月华的农妇走进李德的生活。萧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作为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经常吵架。萧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最后，萧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1983年去世。

　　博古之妻刘群先一块弹片击中她的头部

　　博古的夫人刘群先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后来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1934年10月14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李维汉之妻金维映她的马上总是坐着别人

　　李维汉和金维映是1934年在瑞金结婚的。他们刚过完蜜月，就匆匆踏上征途。金维映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干部休养连。

　　战略转移开始，她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她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在干部休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她配有一匹马，但她的马上总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泡的女同胞。而她却常常背上别人的东西，拄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

　　金维映一步一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她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死于战火之中。

　　杨尚昆之妻李伯钊她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

　　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还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她一直带着她的剧本行军，直到在湘江边接到轻装的命令。

　　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时，她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被张国焘部扣留，回头第二次过草地。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得知她的遭遇，把她调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这是她第三次通过草地。她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由于连连征战，一些红军女战士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她们有的人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她们。

　　女红军们都配有马匹，但这些马匹常常被让给伤员，她们需要徒步行军。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妇女，但她居然没有觉得长征不能忍受，她爬山的速度往往比别人快。长征中，妇女的任务一点不比战士轻，她们往往除照顾伤员外还负担教育宣传的工作，在长征结束后，她们大部分都不认为受到了特殊照顾。

<刘伯承与彝族头领歃血为盟>

　　在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几个省，不仅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而且还要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取得他们对红军的支持。

　　作者苗晓平介绍，红军在长征中有90％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经过了苗、瑶、侗、壮、水、布依、纳西、彝、藏、羌、东乡等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在红军到达这些地方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就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并和当地反动的封建地主勾结，强迫当地群众烧粮、烧房，胁迫群众上山躲藏，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企图置红军于绝境。

　　在这些困难面前，红军每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动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粒粮食；宁可在外受冻，也不擅自进老乡家门。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在短暂的时间里，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5年5月，在红一、三、五军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来到四川会理，准备向北穿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接受了任务。

　　由于彝族地区群众长期受反动统治者和地方军阀的民族压迫，造成彝汉民族间严重对立，但另一方面，那里的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发动彝族同胞与红军共同对敌。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想到这里，刘伯承觉得，做好这项工作比打一场硬仗还困难。

　　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地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眼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地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为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得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到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地同意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彝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里念道：“5月22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刀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

<外籍将军亲历长征两万五>

　　长征之所以独具东方魅力，是因为长征与外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一书中记述了李德作为红军总部的外籍“太上皇”，从莫斯科“神秘旅行”到上海，继而入主红军总部“独立房子”的全过程；记述了薄复礼等西方传教士，在“冷眼”旁观的过程中，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而且屈而无怨，被长征壮举所折服，抱病著书，率先向西方介绍红军真实情况。同时，令人感动的还有来自越南的洪水，作为红军铁流中的外籍勇士，全程亲历了长征。

　　洪水，1908年出生在越南，20岁考入当时的名牌学校河内师范学校。后来，受河内人民抗法斗争的影响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来到中国，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

　　1932年底，洪水与李伯钊和红军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工农剧社一成立，洪水便以满腔的热情和创造性劳动从事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他经常与钱壮飞、李伯钊、张爱萍等一起编剧演剧，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队伍里，原工农剧社社长洪水跑前跑后，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行着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洪水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战士四处宣传，一会儿在街头演说，一会儿在广场表演。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可听到他们写下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可听到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听了他们的宣传，看了他们的表演，红军指战员一扫往日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军心大振，士气高昂。当地群众耳闻目睹，认定“红军根本不是赤匪”，大批受苦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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