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辅周

  蒲辅周,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 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蒲辅周,原名启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1917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1927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1933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1936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200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帖,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治学严谨 精益求精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才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对疑难病人处理后,还要学生回答为何要这么处理和用药。在学生有所撰作时,他多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在他的严格要求、辛勤培育下,他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

  师古不泥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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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评价
坚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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